农民是如何成为“全民公敌”的？

   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廊坊、济宁、保定等29个城市发生了重度及以上污染情况，严重雾霾，环保部门含沙射影将雾霾归咎于农民焚烧秸秆，地方政府为了禁烧秸秆无所不用其极，键盘侠认为农民烧秸秆是贪小便宜、劣性难改：农民一下子成了“全民公敌”。但实际上，雾霾真的是烧秸秆引起的吗？

烧秸秆是如何成为一个问题的？

10月15日到17日，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廊坊、济宁、保定等29个城市发生了重度及以上污染情况，严重雾霾，继而引出了焚烧秸秆的问题。

据环保部向媒体通报的近两周全国秸秆焚烧卫星遥感巡查监视情况显示，10月5号-17号，全国20个省、市、区一共监测到了862个疑似秸秆焚烧的着火点，比去年同期增加了54个，山东、河南、辽宁的火点数量都有100多个。

面对雾霾的严峻挑战，政府不仅出动了卫星遥感监测，还出台了史上最严格的“禁烧法”。虽然1999年就开始禁烧秸秆，但今年刚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明年才施行）进行了更清晰的“规定”：焚烧秸秆等产生烟尘污染的物质时，将被罚500元。不少省份为了严控秸秆禁烧，将禁烧秸秆当做一项“政治任务”下达，如果地方政府禁烧不利，不仅对地方政府罚款，官员甚至可能被免职。

在雾霾面前，在大都市白领的不满声中，在地方政府保住“乌纱帽”的危机感下，农民焚烧秸秆这个话题被不断建构，演变为一个无法容忍的“大问题”。来看看全国各地田间地头禁烧秸秆的标语：“飞机已经上天，地里不准冒烟”“谁家麦茬谁家管，焚烧拘留加罚款”“上午烧麦茬，下午就拘留”“地里点把火，拘留所里过生活”……这阵势，吓死宝宝了。

    这个“大问题”之所以始终存在，在于农民并不买账，屡禁不止，甚至越禁越烧。诚如很多人指出的，农民之所以冒着被罚款、甚至被抓的风险烧秸秆，并非农民冥顽不灵，故意与政府、与城里人过不去，而是烧秸秆是最经济、最划算的选择。20年前，秸秆是宝贝，可当柴火，可喂牲口，可作农家肥，但伴随着农业机械化，秸秆变成了垃圾。各地政府鼓励农民将秸秆肥料化、饲料化、原料化、燃料化综合利用，费工费力不说，成本又太高。比如每亩地仅500元的利润，单单还田成本至少60到80元，虽然有的地方补贴农民20元，但也入不敷出。

    于是就出现在了这样一则对话，一位副县长下去寻访时问农民，“给你们补了20块钱了，为什么还要烧？”这位农民的回答倒也直接，“这20块我不要了，我再给你20，你把秸秆给我运出去行么？”政府一方面要求禁烧秸秆，一方面又要农民独自负担因为禁烧秸秆而增加的成本，这是禁烧失败的根本原因。

   因此，环保部门含沙射影将雾霾归咎于农民焚烧秸秆，地方政府为了禁烧秸秆无所不用其极，键盘侠认为农民烧秸秆是贪小便宜、劣性难改：农民一下子成了“全民公敌”。可实际上，雾霾真的是烧秸秆引起的吗？

   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环保部环境监察局副局长汪冬青表示：秸秆露天焚烧会增加PM2.5、PM10等颗粒物的浓度，但是秸秆焚烧跟雾霾之间的联系正在研究，不利影响肯定有，可是还不能说秸秆焚烧是跟雾霾能够有直接的关系。另据其他研究表明，秸秆焚烧对雾霾的“贡献率”约4%，收获季节可达10%，但也并非决定性的污染源。

  其实，明眼人都知道，雾霾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工业生产、汽车尾气、施工扬尘、冬季取暖等，这在大城市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但有意思的是，整治这些问题的架势、力度远不及禁止农民焚烧秸秆。管理者与城里人经济算盘一打，雾霾虽严重，但总不能关工厂（这可关乎着GDP呢，也是政绩）、封公路（白领们要开私家车呢）、冬天受冻（哪受得住）吧，于是异口同声要求农民禁烧秸秆。反正割的不是自己的肉，不疼，这于他们，也是“最经济、最划算”的选择。

   这种做法不仅无视农民诉求，侵犯农民利益，也是“嫁祸于人”、推卸责任的体现。夏季他们将雾霾的责任推给农民焚烧秸秆，冬季推给熏制腊肉，平时呢就推给产生油烟的民用炉灶。总之，从官方的政策制定到民间的舆论走向，农民从来都是处于弱势地位，都是被忽视、被损害的对象。这是城乡二元对立结构下养成的惯性思维。

   说到底，秸秆问题关乎利益博弈。农民要经济利益，地方政府有政绩压力，城里人想要呼吸新鲜空气，都可以理解。无论是出于安全考虑，还是从根治雾霾角度看，也的确该禁烧秸秆。问题是，该如何禁，损失该由谁承担。

   但当下禁烧秸秆的行政指令与舆论声讨，更像是地方政府与城里人“合谋”的零和博弈，他们受益，损失却由农民独自承担。这不仅对农民极不公平，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该如何玩转利益魔方，寻求“最大公约数”，不仅考量着管理者的智慧，也考量着他们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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